1990年4月16日这一天，乌鲁木齐天气阴冷。午后，王洛宾独身一人，正在开着暖气的室内打盹，被轻轻的叩门声唤醒。一位陌生的女士，披着长发，身穿黑红格子毛呢外套，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出现在王洛宾面前。她就是台湾女作家三毛。他对三毛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歌曲和经历。晚间，王洛宾去宾馆为三毛送行。男女服务生们霎时间搬来一摞摞大陆出版的三毛著作，围着三毛签名。搞得王洛宾和三毛说不上话，只得告辞，三毛跑出来送别，朝着远去的王洛宾蹦蹦跳跳，大喊大叫：“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我到了台湾就能看到你的信!”王洛宾回头张望。三毛那种毫不掩饰的热烈，使老人既感动又好笑，觉得三毛简直像个孩子。三毛再也不能平静。海峡两岸，鸿雁传书。短短的3个多月，往来6封信件。王洛宾垂暮的心也感到了什么。他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洋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王洛宾自嘲而诚恳地说：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洋伞。之后，王洛宾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三毛急匆匆来信，责怪王洛宾：“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1990年8月23日傍晚，三毛在王洛宾的陪同下到了王洛宾三房一厅的寓所开始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商议，如何布置房间，配什么色彩的地毯等等。她要设法让这所宽大清冷的住宅充满生机，让王洛宾老人的生活朝气蓬勃。她给王洛宾带来了台湾录制的民歌磁带，那里面就有王洛宾的作品。她还带来了现代摇滚，想把王洛宾从自我封闭中拉出去，走入时代潮流的音乐大天地。三毛和王洛宾各骑一辆脚踏车，奔走在乌鲁木齐街头，进出百货公司、瓜果摊、菜市场。她要过普通人的生活，如同在撒哈拉沙漠那样，自己买菜煮饭。经历了真实的生活之后，她就会写出真实动人的故事。
后来因为协助王洛宾拍“戏”，病倒了，卧床不起。三毛感到委屈，陷入极度的痛苦。心中怨怼：洛宾啊!你为什么要引来那么多人介入我们的生活，难道电视片比你我本人更重要吗?王洛宾一点也没有察觉三毛因为拍电视而引起的不愉快。他尽心尽力地照料三毛的身体。请来医生为三毛诊治，请来一个女孩照顾三毛的起居。而他自己，仍然忙于摄制组的活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楚折磨着三毛，她开始失望。潜在的名人意识，使她觉得自己被利用。心中的无名之火，愈积愈烈。
暴风雨是在餐桌上掀起的。三毛下厨炒菜，洛宾盛饭。照往日的习惯，他给三毛盛了不满一碗。两个人对面而坐。正要举箸，“三小姐”(台北友人们惯称三毛为“三小姐”)突然发作：“盛那么少，你要饿死我呀!”洛宾大惑不解，面对脸色煞白的三毛。三毛却怒火中烧，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叫：“我杀了你！”洛宾更加莫名其妙，默默地坐等三毛的下一个动作。三毛冲向客厅，拿起电话筒。找旅行社，订房间，订机票。继而收拾行囊，带着那只沉甸甸的皮箱，离开了王洛宾的家。就在这天晚上，三毛在旅行社的安排下，飞往喀什。
两天后，当她再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当王洛宾寻至宾馆前来探望时，三毛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住洛宾放声大哭。嘤嘤哭声，有自责，有怨艾，包含着无言的理解和友情。雨过天晴，风平浪静。三毛心目中为王洛宾定位：一位饱经磨难的民歌大师；一位尊敬的老者、前辈。实实在在地说，当三毛热烈地飞到王洛宾身边的时候，对于三毛至深至诚的忘年情，王洛宾没有接受的勇气。老人有他自己的思维定势，囿于坎坷人生和现实生活赋予他的理性。而当三毛改变初衷，带着那只沉甸甸的皮箱(那是三毛原打算久住的证明)离去的时候，洛宾才悟到自己失去了一份多么宝贵的感情。
1990年12月11日王洛宾收到三毛的来信。她在信中惦记着新疆已是严寒的冬天。那信中还说，她和一个英国人已经在香港订婚。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三毛并不高明的谎话，分明是要洛宾忘记她。而我们的王洛宾老人竟也信以为真。信的最后两行是这样写的：“洛宾!我走了，祝福我未来的日子平静，快乐!谢谢!”署名“乎平”。1991年1月5日凌晨，袖珍收音机一声霹雳，猝然击倒了王洛宾。噩梦醒来，不得不接受那个惨痛的事实。人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失去了才懂得宝贵，失去了才开始痛惜和悔恨。他不能再沉默也不能再隐藏，再逃避。他要把心中的隐痛倾诉……王洛宾拨动了吉他的琴弦，弹奏了为三毛而作的《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
